“我参加了他的葬礼，”他说，“他的妻子，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太，一直在哭。她不知道丈夫半夜去仓库做什么，她以为他是在加班，是在为苏维埃努力工作。她在棺材前面跪了很久，然后站起来，拉着我的手说：‘斯捷潘·伊里奇，他是个好人，对吗？他是个好人，对吗？’”

“我说：‘是的，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他是个好人。’”

斯捷潘·伊里奇又笑了，这次的笑声里有某种让人汗毛倒竖的东西——不是残忍，不是嘲讽，而是比这两者都更可怕的：真诚。他是真的觉得这件事好笑，就像一个孩子在看到一只虫子被车轮碾过时发出的那种天真无邪的笑。

“你们看，”他说，“这就是我不喝酒的时候的样子。我说话得体，办事周到，对每个人都很友善。我是一个好人。但喝了酒之后……”

他伸出双手，把手掌摊开在煤气灯下。那双手很大，骨节分明，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看起来是一双正常的手，一双受过教育的手，一双可能是医生或者音乐家的手。可是在灯光下，那些手指的影子投在桌面上，却像是某种多足的、正在爬行的东西的轮廓。

“喝了酒之后，我就变成了另一个人，”他轻声说，“一个真实的人。”

事情是在午夜之后真正开始变得不对劲的。

首先是煤气灯。它开始以一种越来越快的频率闪烁，闪得人的眼睛开始发痛，闪得房间里的一切都变成了一帧一帧的定格画面：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笑容定格了，谢尔盖耶夫擦眼镜的动作定格了，祖波娃恐惧的眼神定格了。然后在某一次闪烁之后，灯灭了。

不是完全的黑暗。从窗户透进来的雪光给房间镀上了一层病态的青白色，让每个人的脸都像是从冰层下面捞出来的尸体。斯捷潘·伊里奇的脸在这片青白色的光中显得格外庞大，他的轮廓变得模糊了，像是正在融化，又像是正在从一张面孔变成另一张面孔。

“别害怕，”他的声音从黑暗中传来，带着一种奇怪的混响，仿佛不是从一个人的嘴里发出的，而是从墙壁、天花板、地板同时发出的，“这只是电压不稳。彼得格勒的冬天总是这样。”

“斯捷潘·伊里奇，”谢尔盖耶夫的声音终于有了一丝波动，那是一种试图维持镇定但已经有些力不从心的波动，“我们真的该走了。太晚了。”

“太晚了？”斯捷潘·伊里奇重复道，然后大笑起来，“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你说得太对了。太晚了。从什么时候开始太晚的？从费奥多尔·彼得罗维奇倒在仓库门口的那一刻开始？还是从更早的时候？也许是从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开始？也许是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开始？”

他的声音在房间里回荡，像是撞在墙壁上的乒乓球，来回弹跳，越来越快，越来越密，最后变成了一种嗡嗡的白噪音，让人的太阳穴开始突突地跳动。

祖波娃突然站了起来。椅子向后翻倒，发出一声巨响。她的身体在青白色的雪光中显得比平时更加庞大，像是一座正在颤动的肉山。

“我要回去了，”她说，声音高得刺耳，“我要回……”

她没有说完这句话。因为就在那一刻，斯捷潘·伊里奇伸出了他的手，握住了她的手腕。他的手指环绕在她粗壮的手腕上，看起来像是几根细绳缠绕在一根柱子上，但祖波娃却像是被铁钳夹住了一样，动弹不得。她的脸先是变红，然后变紫，然后变白。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斯捷潘·伊里奇的声音温柔得像是在哄一个婴儿，“您知道我最讨厌什么吗？我最讨厌有人在我说话的时候站起来。这非常不礼貌。您同意吗？”

祖波娃的嘴唇剧烈地颤抖着，她的眼睛睁得很大很大，大到可以看到眼球周围的毛细血管网，像是一张精细的地图。她没有回答，因为她已经说不出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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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下。”斯捷潘·伊里奇说。

她又坐下了。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不再笑了。他的脸现在呈现出一种奇特的表情——那种表情既不是恐惧，也不是愤怒，而是一种恍然大悟后的平静，就像是一个在黑暗中摸索了很久的人终于找到了灯的开关。他的黑痣在脸上显得格外突出，像是一个黑色的、被钉在白色墙壁上的按钮。

“斯捷潘·伊里奇，”他开口了，声音平静得出奇，“您想让我们知道什么？”

斯捷潘·伊里奇转过头看着他。在青白色的雪光下，他的脸上出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表情——不是醉态，不是愤怒，不是残忍，而是一种近乎神圣的庄严，就像是一个牧师在主持某种古老的、被遗忘的仪式。

“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他说，“您是聪明人。我一直知道您是聪明人。您从来不问不必要的问题，也从来不做不必要的解释。您就像一个很好的钟表匠，只做那些必须做的事情，从不问为什么。”

“谢谢，”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说，“但您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斯捷潘·伊里奇盯着他看了很久。然后他笑了，这次的笑完全不同——是一种认可的、欣赏的、甚至带着一丝感激的笑。

“我想让你们知道，”他说，“我想让你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酒精的作用’这种东西。没有。酒精不会改变一个人。酒精只是……怎么说呢……酒精只是把一个已经存在的东西从水里捞出来。就像你在一杯浑浊的水里放了一块磁铁，然后那些藏在底部的铁屑就会自己浮上来。铁屑本来就在那里，磁铁只是让它们现形而已。”

“所以您想说的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说，“您刚才说的关于费奥多尔·彼得罗维奇的那个故事……”

“费奥多尔·彼得罗维奇，”斯捷潘·伊里奇打断了他，“那个瘸腿的老头，那个在仓库里干了二十三年的好人。他的心脏罢工了，对吗？心脏自己决定不再工作了。这是我说的话。可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人心脏罢工之前，有没有什么东西先对那颗心脏说了什么？有没有可能，有一个声音，一个来自某个地方的声音，在半夜三点的时候对那颗心脏说：‘够了，你可以停了。’有没有可能？”

谢尔盖耶夫的眼镜从手中滑落，掉在地上，发出清脆的碎裂声。他没有弯腰去捡，只是直直地盯着斯捷潘·伊里奇，镜片碎了之后的他的脸看起来像是被从中间劈开了。

“您在说什么？”谢尔盖耶夫的声音已经几乎听不见了，“您在说什么，斯捷潘·伊里奇？”

斯捷潘·伊里奇没有回答。他站起来，走到窗边，把脸贴在冰冷的玻璃上。窗外的雪已经停了，但风还在吹，把地上的雪卷起来，像是在进行一场无声的、没有观众的舞蹈。远处，涅瓦河对岸的建筑物只剩下一片模糊的轮廓，像是被橡皮擦去了一半的铅笔画。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他背对着他们，声音变得遥远而空洞，“您知道吗，费奥多尔·彼得罗维奇死的那天晚上，我正好也在厂里。我在办公室里处理文件，一直处理到凌晨两点。然后我去了趟厕所，经过仓库的时候，我听到了里面有声音。不是脚步声，是数数的声音。‘一百三十七，一百三十八，一百三十九……’一个老人的声音，在数数，像是在数自己的遗物。”

“我没有进去看他。我没有推开门对他说：‘费奥多尔·彼得罗维奇，已经很晚了，您该回家了。’我没有做这件事。我只是站在门口听了一会儿，然后回到了办公室，继续处理文件。我甚至给自己倒了杯茶。一个小时后，我去锁办公室的门，经过仓库的时候，里面已经没有声音了。我以为他回家了。我以为他在温暖的家里，躺在他妻子的身边，做着一个关于年轻时的梦。”

他转过身来。他的脸在雪光中呈现出一种透明的质感，像是用薄冰雕刻出来的，似乎只要轻轻一碰就会碎裂，然后变成一摊水。

“可他没有回家，”斯捷潘·伊里奇说，“他倒在了门口。他的手抓着门把手。他离外面只有一扇门的距离。一扇门。如果他推开了那扇门，他就能走到大街上，就能呼吸到新鲜空气，也许他的心脏就不会罢工。可他没有推开。因为他没有力气了。他把所有的力气都用在了数数上，用在了做那个英雄上。”

斯捷潘·伊里奇走回桌前，拿起伏特加瓶子，发现里面已经空了，便把它倒过来，让最后几滴酒落在舌头上。然后他把瓶子放在桌面上，轻轻地、温柔地，像是在放置一个睡着的婴儿。

“所以你们看，”他说，“这就是我想让你们知道的。我不是因为喝了酒才变成这样的人。我本来就是这样的人。我本来就是一个会在凌晨两点听到一个老人在仓库里数数却不推门进去的人。我本来就是一个会在第二天早上握住他妻子的手，看着她的眼睛，说‘他是个好人’的人。我本来就是这样的人。酒只是让我不再假装自己是别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