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计划筹集百万两，主要针对宗室勋贵、宦官集团、文武百官，号召勋贵文武官捐钱以救国事。

崇祯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岳父、嘉定伯周奎，认为他“受国恩最深，当为首倡”，希望他捐十万两，作为自己的带头榜样。

然而周奎听闻后大哭称：“老臣安得多金？”坚称只能捐一万两。崇祯心软让步，暗示其捐二万两便是。

谁知周奎转头就向女儿周皇后哭诉求情，皇后心软拿出5000两私房钱让他捐，他却私吞2000两，只拿出3000两凑数，最终仅捐1.3万两，还对外宣称“掏空家底”。

随后便开始在家门口摆摊卖发霉的米粮、卖家具装作凑钱，营造“家徒四壁”的假象，装穷作秀。

其他文武官员、皇亲勋贵们则不约而同选择集体上演“哭穷大赛”，用尽偷奸耍滑的手段抗拒捐款，一时间京师权贵丑态百出。

天启帝的岳父张国纪，被崇祯要求捐2万两，他照搬周奎的戏码，一边哭着说“祖上留下的家产早已耗尽，如今只能勉强糊口”，一边让家人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出门，甚至故意拖欠家中仆人的月钱，制造“家境窘迫”的假象，最终只捐了1万两，还对外吹嘘“已尽最大努力”。

其他勋贵也互相推诿，武清侯、成国公等老牌勋贵，要么称“田产歉收，无银可缴”，要么找借口“家族子弟众多，开销巨大”，甚至有勋贵故意让家中女眷到宫门哭诉“度日艰难”，将宫门变成卖惨现场。

每个人打得算盘都很清楚，那就是作为皇亲，皇帝总不能杀了我，所有能拖一天便是一天。

而内阁首辅魏藻德作为百官之首，本应以身作则，却公开反对募捐，宣称“臣身为首辅，向来清廉为官，家中无余财，只能捐五百两聊表心意”。

五百两对一个首辅而言，连九牛一毛都算不上，却故意把“清廉”挂在嘴边，还暗中串联其他大臣“别多捐，以免暴露家财”，直接带偏了文官集团的风气。

前首辅陈演干脆直接装病避祸，躲在家中闭门不出。

崇祯派太监上门催捐，他躺在床上哼哼唧唧，说“重病缠身，连起身都难，哪有心思管捐款的事”。

高级官员如此，普通文官更是哭穷用小额蒙混，六部尚书、侍郎及地方缙绅们，纷纷跟风“哭穷”：有的说“为官多年，仅够养家，哪有闲钱捐军饷”。

有的故意穿破旧官服上朝，腰间挂着褪色的腰带，假装“两袖清风”。还有的只捐几十两、百两银子，美其名曰“尽心竭力”，实则用小额蒙混过关，既不得罪皇帝，又保住了家产。

更有甚者，互相打听他人捐款数额，“你捐五十两，我就捐四十两，绝不多捐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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勋贵、文武百官如此，多数太监更是表面捐款，实则“留后手”。

除了王永祚等少数太监捐了超万两外，大部分太监都抱着“敷衍了事”的心态。地位高的太监捐几千两，地位低的捐几百两，看似比文官积极，实则心里盘算着自己的小算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