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马上给了银子，收了银子的石望和谢小妹眉开眼笑。

最高兴的莫过于谢小妹，自从做了杨凡的账房先生，就见这里花钱那里也要花钱，张攀、石望轮着找自己支取银子。眼瞧着钱包越来越瘪，终于来了一波大回血，重新鼓胀起来。

但唐家父子也更高兴，此次活动，已经大大超过唐氏父子的预期，短期赚得盆满钵满。

不难预测，在整个重庆范围内，各行各业都会出现短暂的购买力真空期，因为唐家产业已经提前耗费了近一两个月的市场购买力。那些友商和竞争者，特别是吴家，更是恨得咬牙切齿！

同时杨凡也对崇祯年间这些百姓购买力重新认知，按他现在对银子和后世的人民币做换算的话，估摸着一两银子也就五百块钱左右。整个重庆超过三十万人口，这次活动一共也才销售总额三十一万多，也就是说这次活动人均消费才仅仅一两银子多点，约为五百块钱。

不得不说，大部分人手中钱财都太过紧张，否则不可能这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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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①人口：部分网络文章声称明末四川人口达“5000万”，这一说法明显违背历史常识，对比同时期全国人口一共才约1.5亿，

明朝万历六年（1578年）的《明会要》记载四川在册人口为310万（户26.2万，口310.2万）。这一数据因明末普遍存在的人口隐匿现象（如逃避赋税），被学者认为严重低估。曹树基在《中国人口史》中结合地方志和移民数据，推算万历年间四川实际人口约为600-700万，

而崇祯三年（1630年）是明末四川人口的一个关键节点。葛剑雄主编的《中国人口史》指出，此时四川人口达到明朝峰值，约为735万。这一数据被《四川通史》等权威着作引用，反映出四川在崇祯初年尚未经历大规模战乱时的人口规模。

同时重庆作为川东府级中心城市，人口规模应与临清、武昌等中等城市接近。临清作为运河沿线重要商埠，崇祯年间临清总人口30万左右。武昌同样也在20万左右。西安府、苏州府等核心城市，人口才超过五十万。

注释②利润率：

粮米店：扣除运输、仓储、税收等成本，粮米店纯利润率约为10%-20%（即1-2成）。

布店：以松江棉布为例，万历年间每匹成本约0.3两，零售价0.5-0.8两，成本利润率达66%-166%。扣除运输（陆路成本约0.05两/匹）、店租（年租金约10-20两）及税收（商税约3.3%），纯利润率约为30%-50%（即3-5成）。其中不算高端市场的丝绸等奢侈品，其利润更高。

其余酒楼、客栈、纸店、绸缎庄、杂货店、茶叶店、瓷器店、肉店、南货店、木匠店、铁匠铺、首饰铺、胭脂铺、裱糊店、伞店、茶馆、澡堂、钱庄等利润有高有低，取适中二成利。

注释③银子与后世换算：

由记载的崇祯四年的四川为例，每石米4两白银，一两银子可购得2.5斗米 ，约等于现代约37.5市斤。

现代大米普通中等大米零售均价在 5–6元/斤，所以约换算来约等于 37.5斤 × 5.5元/斤 ≈ 206元。

但单纯以米价换算古代货币购买力会忽略了诸多复杂因素，如古今农业生产力差异、商品丰富度、通货膨胀计算方式等。

所以大多数历史经济研究及通俗读物（如中华网、澎湃新闻等）在折算明末白银购买力时，常采用300–600元区间，500元处于合理范围的中间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