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组长拉过另一把椅子，在陈远对面坐下。小吴则站在门口附近，背靠着墙，目光扫视着房间内外。

“陈远同志，这里相对安全，我们可以开始正式谈话了。”郑组长开门见山，从随身的公文包里拿出录音笔和记录本，和之前在医院一样。“首先，请你再详细复述一遍你受伤那天的经过，从你到达工地开始，每一个细节都不要遗漏，包括你看到的人、听到的话、感受到的任何异常。”

他的语气比在医院时更加正式和严肃，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调查权威。

陈远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开始按照记忆，缓慢地讲述。他刻意让自己的叙述显得有些颠三倒四，夹杂着对疼痛的抱怨和对当时恐惧的渲染，试图继续维持那个“创伤后精神不稳定”的形象，同时也想看看对方的反应。

郑组长听得很认真，偶尔会打断他，追问一些细节：“你确定吊车启动前，周围没有其他陌生人？”“你说听到有人争吵，具体是什么内容？能听出是谁的声音吗？”“除了操作失误，你有没有想过其他可能，比如设备被人动过手脚？”

这些问题，有的指向事故本身，有的则隐隐指向“人为破坏”或“内部纠纷”，比之前民政或警方询问的角度更加深入，也更接近陈远内心深处的某些猜测。

陈远一边小心地回答，一边观察着郑组长和小吴。他们的表情始终严肃专注，看不出任何倾向性，完全是一副公事公办、挖掘真相的模样。这反而让陈远更加不安。如果他们是真正的调查人员，这种专业态度是正常的；但如果他们是伪装者，这种毫无破绽的表演，则意味着更加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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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完事故经过，郑组长将话题转向了孙建国和阿勇。

“你是通过什么途径认识孙建国的？他第一次接触你，具体说了什么，做了什么？”郑组长的目光如炬。

陈远如实陈述了孙建国两次“探望”和一次“约谈”的过程，包括对方的威胁、利诱、给钱、给手机等细节，但隐去了自己主动发短信“试探”以及王芳的警告部分。

“阿勇的电话，除了警告你不要乱说话，还说了什么？有没有提及任何具体的人名、地点，或者过往事件？”郑组长追问。

“他……他好像很在意我是不是‘想起’了什么，追问我在城东看到的东西……还问我孙建国是不是找过我，给了钱。”陈远回忆着，“他说孙建国自身难保，让我管好嘴，不然他第一个饶不了我。别的……没具体说。”

“城东看到的东西？”郑组长立刻抓住这个点，“你之前对民政局的同志，也提到过一些‘混乱的记忆’，和城东有关？能详细说说吗？哪怕是最零碎的片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