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课，不是射击，是“呼吸”。如何在高强度运动后快速平复呼吸，如何在瞄准时保持呼吸的平稳悠长，甚至如何在扣动扳机的瞬间，做到呼吸的短暂停顿。我们趴在冰冷的岩石上、潮湿的草丛里，一趴就是几个时辰，只为了找到那个最适合击发的、身体几乎完全静止的瞬间。

第二课，是“测算”。没有先进的测距仪，全靠经验和眼睛。老耿教我们如何利用参照物——比如已知高度的树木、电线杆，或者成年人的肩宽——来估算距离；如何判断风向和风速，以及它们对子弹轨迹的影响；甚至还要考虑温度和湿度这种细微的因素。万全的数学功底在这里派上了用场，他很快总结出了一些简易的换算口诀，帮助大家记忆。

第三课，才是“瞄准”和“击发”。用的不是我们常见的中正式或三八大盖，而是几支经过挑选、精度相对较好的步枪，甚至还有一支加装了简易光学瞄准镜的莫辛-纳甘步枪（也是缴获品）。老耿强调“有意瞄准，无意击发”，扣动扳机的动作要轻柔、自然，不能有任何多余的发力，要让子弹的射出成为一种“意外”，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瞄准线的影响。

我学得很投入。这种极度依赖个人技巧、冷静和耐心的战斗方式，莫名地契合了我那有些敏感和喜欢观察的性子。当我趴在伪装良好的阵位上，透过准星观察着远处模拟的目标（一块石头，或者一片特殊的树叶）时，时间仿佛变得缓慢，外界的喧嚣都被隔绝，整个世界只剩下我、我的枪，和那个需要被锁定的“点”。这种感觉，与我拉二胡时那种沉浸其中的状态，有某种奇异的相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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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柱也被选入了狙击训练小组。他虽然主要使用“花机关”，但周卫国要求特务连的骨干必须掌握多种战斗技能。他学得很认真，虽然步枪不是他的主武器，但他那股山里人特有的耐心和专注，让他进步很快。

训练是艰苦的，甚至是危险的。为了寻找合适的训练场和进行实战演练，我们常常需要深入到离据点更远、敌情更复杂的区域。有一次，我们一个小队在外出训练时，差点与一支日军搜索队迎面撞上，幸亏老耿经验丰富，提前发现了异常，我们才得以迅速隐蔽，避开了冲突。

这次险情，也让李老蔫受到了不小的震动。他看着我们这些经过一段时间训练后，眼神变得更加锐利、动作也更加沉稳的士兵，又看了看周卫国和他手下那些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冷静和纪律的战士，心中的天平似乎在悄然倾斜。

一天傍晚，训练结束后，李老蔫独自找到周卫国，两人在岩洞外谈了许久。回来时，李老蔫的脸上虽然依旧没什么表情，但眉宇间那纠结的疙瘩似乎解开了一些。

晚上，他召集了我们所有原国民党士兵。

“弟兄们，”李老蔫的声音在岩洞里回荡，带着一种下定决心的沉重，“这些日子，大家也都看到了，也亲身经历了。八路军……是真心打鬼子的，也有他们的一套本事。咱们以前那套，在山里，行不通了。”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每一张熟悉的面孔：“我李老蔫，是个粗人，不懂什么大道理。但我知道，当兵吃粮，就得打鬼子。在哪里打，穿什么衣服打，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活下去，能不能多杀鬼子，能不能……对得起死去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