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老四也说道：“你给做做主呗，咱这村这么些年，就你一个大学生，还是懂法律的。电视里，我看都说了，要依法治国。

怎么能这样子强拆呢？钱都不给，就把屋给扒了，那我上哪去住？我房子也不是拆迁的。凭什么给我扒了？！”

越说越激动，慢慢就变成了痛恨和咒骂。

“好了好了！”二姥爷忽然提高了嗓门，村人安静了下来，老书记的威严始终存在，“我琢磨，这个事儿可能还是得走法院。你看呢？”扭头看着我。

我点点头，说道：“闹肯定是不行的，到时候搞不好还会吃亏。这样吧，我来替你们打官司。这个事儿，就得交给法院解决。

他们可以犯法，我们不能犯法，既然我在了，那我就给你们打官司。

该赔给我们的，让他赔给我们的；害死人的，让他去坐牢。咱要是犯法了，那坐牢的就是咱们了。”

健哥问道：“打官司要钱不？”

打官司当然要钱，我可以不收律师费，但是法院却不会不收诉讼费。

可是我的这些乡亲，一个比一个过的苦，一个比一个过的饥荒，我没有勇气给他们说收钱的事情。

我笑道：“这样的官司不要钱，我来跟法院说说就行了。”

二姥爷的屋子里终于是传出了久违的笑声，混杂着各种味道的烟味，飘向了房顶。

我抬头看了一眼早已被烟雾熏得漆黑的屋顶，我知道，不管我去了哪里，做了什么，有了多大的成绩，我终究还是这里的人。

这个黑黑的屋顶，在我的记忆里都有了至少二十年了，原来也让我倍感亲切。

几天以后，我写好了一份26页的起诉状，光是原告就有71位，被告直指黑彪子的拆迁工程队。

在办好了所有的手续之后，孙丰却忽然问我：“你自己接的案子，我不拦你，考虑过后果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