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万回到家，发现自己的信箱里多了一封信。信封上没有署名，只印着一个小小的、黑色的圆圈。他拆开信，里面只有一行打印字：“您已被列入观察名单。请保持乐观，勿生妄念。”

那天夜里，他又梦见了瓦西里。瓦西里站在一片白茫茫的雪地上，身后是无数模糊的人影。他们都没有脸，只有嘴巴在一张一合，齐声问：“我们是谁？”

伊万想回答，却发不出声音。他低头一看，自己的手正在慢慢透明，像融化的冰。

第四天，伊万没有去阳台喂鸽子。他坐在厨房里，盯着那瓶伏特加，一动不动。中午，门铃响了。是两个穿着灰色制服的男人，胸前别着“社会和谐促进局”的徽章。

“索科洛夫同志，”其中一个男人微笑着说，“我们注意到您最近的情绪波动较大。为了您的身心健康，我们建议您参加一次‘正能量沉浸式体验’。”

“我不需要。”伊万说。

“每个人都需要。”另一个男人的笑容纹丝不动，“这是为了大家好。”

伊万看着他们的眼睛，那里面没有温度，只有一种程序化的善意。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有选择了。

“正能量沉浸式体验”设在市政厅地下室。房间四壁是柔和的白色，空气中弥漫着薰衣草香精的味道。伊万被要求戴上一副特制眼镜，观看一段“真实生活影像”。

影像里，是“光明天堂”镇的日常：孩子们在阳光下奔跑，老人在公园下棋，工人在工厂高唱劳动赞歌。一切都那么美好，那么真实。但伊万知道，那是假的。他曾在那个公园见过老人因养老金不足而哭泣；他曾在工厂门口见过工人因工伤被拒赔而跪地哀求。

可奇怪的是，看着看着，他竟开始相信了。那些画面像温水一样包裹住他，冲刷掉他所有的记忆与怀疑。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仿佛终于回到了子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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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伊万“康复”出院。他穿着崭新的衣服，脸上挂着标准的微笑，主动向邻居问好，称赞电子屏上的笑脸“充满希望”。他不再记得瓦西里，不再记得安娜，甚至不再记得自己曾是个历史教师。

只有在深夜，当全镇陷入寂静，他会坐在阳台上，望着漆黑的天空。这时，一个冰冷的声音会从他体内响起，代替他思考，代替他说话：

“你再说一遍。”

“就是这个，为什么我们这个生活越来越好了……”

“我们是谁？”

但他已经不会回答了。他只是微笑，然后转身回屋，关灯，睡觉。

几天后，一个名叫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彼得罗夫的年轻人搬进了伊万楼下的公寓。他是个程序员，刚从新西伯利亚调来，负责维护“和谐指数评估系统”的本地节点。他性格开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