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草要连根拔，”罗杰斯教授在旁边说，“就像处理金融风险，不能只剪叶子，要挖根源。”

汉斯停下动作，看着这位前美联储副主席：“教授，您真的认为……我们做错了吗？”

“不是错，是偏了。”罗杰斯拔起一根杂草，根上带着泥土，“我们太相信模型，太相信数据，忘了经济的主体是人。人会恐惧，会贪婪，会从众，也会……在种韭菜时找到平静。这些情绪因素，在我们的模型里只是个‘扰动项’，但在现实里，它们是主导项。”

下午的《甄嬛传》研修班，汉斯被安排在第一排。今天讲的是“滴血验亲与第三方审计”。

“大家看，”张阿姨暂停画面，“甄嬛为什么要坚持请皇后的人来验？因为她知道，如果只用自己人，结果公信力不足。”

汉斯下意识接话：“就像美联储要保持独立性，不能受政府或华尔街的影响。”

“对喽！”张阿姨一拍大腿，“但你看看最后，皇后还是做了手脚。为什么？因为再好的制度，执行的人如果有私心，就会出问题。”

“所以需要制衡，需要透明度，需要问责……”汉斯喃喃自语，突然愣住。这些话他在国会听证会上说过无数次，但从未像今天这样，从一个广场舞大妈讲解宫斗剧的语境里说出来，显得如此……生动。

课程结束后，汉斯找到小川：“我能看看你们指数的数学模型吗？”

“当然。”小川递给他一个笔记本，“不过我先提醒，我们的模型里有个特殊变量，叫‘无意义快乐系数’。”

汉斯翻开笔记本，里面确实有完整的数学模型：幸福感=α·睡眠质量+β·人际关系+γ·成就感知+δ·无意义快乐+ε。其中δ的权重高达0.3。

“什么是无意义快乐？”他问。

“就是那些不产生GDP、不提升生产率、不优化资源配置的快乐。”小川举例，“比如看云彩发呆，比如数蚂蚁搬家，比如摊坏一张煎饼后大笑。这些快乐在传统经济模型里是‘无效活动’，但在我们的模型里，它们是维持心理健康的关键。”

汉斯坐在韭菜地边，对着那个公式看了很久。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影子的尽头是那片绿油油的韭菜。

他想起了自己二十五年的职业生涯：无数的模型、数据、会议、报告。他帮助美国度过了金融危机，设计了前所未有的货币政策工具，他的名字写在经济学教科书里。

但他上一次“无意义快乐”是什么时候？想不起来了。

也许是女儿五岁时，他们一起堆雪人。雪人歪歪扭扭，鼻子是根胡萝卜，女儿笑得很开心。那天他本来有个重要的会议，但请了假。

第二天回办公室，同事说：“汉斯，你错过了历史性的决策。”他笑笑没说话。现在想来，他其实没错过——他经历了另一种历史，关于一个雪人和一个笑脸的历史。

“汉斯博士，”小川轻声问，“美联储的会议室里，有窗户吗？”

“有，但窗帘通常拉着。因为要看投影。”

“能看到树吗？看到鸟吗？看到天空吗？”

汉斯回忆了一下，摇头：“只能看到对面大楼的玻璃幕墙。”

“所以你们在决定世界经济的走向时，看不到一片真实的叶子。”小川说，“这就像厨师在决定一道菜的配方时，从来没尝过食材的原味。”

那天晚上，汉斯失眠了。不是焦虑的失眠，是思考的失眠。他躺在床上，听着院子里蝈蝈的叫声——在纽约的公寓里，只有空调的嗡嗡声。

凌晨三点，他起身，走到韭菜地边。月光下，韭菜叶泛着银光。他蹲下来，伸手触摸叶片，冰凉、光滑、有生命的韧性。

他突然想起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的话：“市场经济若要良性运转，离不开社会成员的同理心与道德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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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他们是不是太关注《国富论》里的“看不见的手”，而忘了《道德情操论》里的“看得见的心”？

第二天，汉斯做了一件让所有人惊讶的事：他向疗养院申请，延长“研究观察期”到一个月。

“我需要更完整的数据。”他对美联储那边汇报，“这个现象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刻。”

但真相是，他想学会摊一张完美的煎饼。

陆川从基础教起。和面时，汉斯问：“面粉和水的比例是多少？”

“看手感。”

“那湿度、温度的影响呢？”

“看天气。”

汉斯崩溃了：“没有量化标准吗？”

“有啊。”陆川抓起一团面，“你捏捏，觉得对了就是对了。就像你们判断该不该加息，不也是看‘感觉’吗？数据只是参考，最后还得靠经验和直觉。”

第一张饼，汉斯摊糊了。第二张，破了。第三张，太厚。到第十张，终于有了形状，但翻面时还是碎了。

他看着铛子上的碎片，突然笑了。不是苦笑，是释然的笑。

“我设计过最复杂的货币政策框架，”他说，“却摊不好一张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