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崇祯十七年二月的募捐，与其说是崇祯试图“救国”请求权贵救援，不如说是朝廷内部彻底分裂的标志。

权贵士绅们用实际行动表明：在他们心中，个人财富远重于王朝命运，你让我们捐钱，那么换个皇帝，比捐钱救国更符合他们的利益。

崇祯最终也只求来白银二十万两，这些银子救不了当今危局，甚至就连京营一月的月饷都不够。

崇祯别无他法，只能从自己入手，他又开始大幅减膳，每天只吃两顿饭，而非三餐，膳羞开支更从万历时期的日费万余金，减至“百分之一”。

他还撤乐减宴，取消所有歌舞娱乐节目，避正殿，以示与将士同甘苦。

原本冠袍靴履每日一换，崇祯改为每月一换，皇子衣服老大穿后老二穿，补丁叠补丁。

更禁止宫中人员穿着华丽绫罗，只准穿布衣，限制官员衣袖宽度不得超过一尺五寸，以节省布料。

二月罪己诏后他还要求官员以青衣从事，禁奢华服饰。器物使用禁用金银器皿，改用铜器、锡器和木器。

崇祯十七年二月，顺军横扫山西全境，随后兵分两路，北路攻大同、宣府，南路取平阳、长治。

山西各地官员大多望风而降，顺军仅用二十天便占据山西全省，打开了通往京师的门户。

随后的宣府、大同是明朝北方九边重镇中的核心，直接护卫京畿。

三月初，大顺军兵临大同，守将姜镶开城投降；三月十三日，宣府总兵王承胤献城，明朝北方防线彻底瓦解。

面对大顺军逼近，崇祯绝望应对，他一面催促最近的吴三桂率关宁军入卫京师，但吴三桂一直磨蹭，迁延不前。

一面再度去私信朝鲜平壤，寻求东宁国公杨凡勤王来救。

一面同时再次尝试募捐军饷，却被权贵士绅敷衍，根本无力支撑防务。

三月十五日，大顺军抵达居庸关，守将唐通投降，京师西北最后一道屏障丢失。

此时，大顺军已兵临北京城下，兵力达十五万之众。

三月十七日，大顺军包围京师，李自成在彰义门外设阵，派投降过来的太监杜勋入城劝降崇祯，提出“割西北之地，分国而王，犒军银百万两，退守西安”的条件。

崇祯无银可出，满朝大臣们相互推诿，劝降无果。